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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副首席经济学家Alpesh Paleja表示:“企业仍在努力应对就业成本上升、家庭支出行为谨慎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等问题。”
共和党人正利用和解程序,以简单多数通过这项大规模立法,而在这一程序中使用当前政策基准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法案的成本通常是根据其在现行法律下对联邦预算的影响来衡量的。但共和党人希望修改这一流程,假设现行政策将无限期延续。
1. 高失业率和低通胀率阶段(2020年—2021年2月)。在该框架发布前后,美联储面对的是疫情导致的低通胀和高失业率。在该框架指导下,美联储在2020年9月的议息会议上表示,在劳动力市场状况达到最大就业水平之前,维持零利率是合适的;并且表示只有在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失业率回到充分就业水平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且低收入弱势群体实现充分就业时才会结束零利率。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美联储一贯的政策轨迹——在达到这些目标时政策利率应接近其长期均衡水平,而不是仍然维持在零附近。在疫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通胀虽上升但仍低于2%,并且确实存在供应链受阻的情况,这使得美联储认为通胀压力将随供给改善而缓解。而当时的失业率虽下降但仍高于自然失业率,因此增加整体就业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除了该框架的作用,美联储严重低估通胀的幅度和持续性也进一步加重了其货币政策反应的滞后性。
对于下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2025年第二季度例会建议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提高货币政策调控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灵活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
第一,美国经历了低于潜在水平的增长,并且出现了长期停滞迹象。这是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生产率增速下降等长期结构性因素所致。基于此,美联储将实际GDP长期增长率预测值从2012年的2.5%下调到2016年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