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往往是政策的转变，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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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还达成了一项协议，修改联邦对州和地方税扣除的上限。这一上限将维持在众议院法案设定的 4 万美元，但期限将限制为 5 年，而非 10 年。

居民主导非银流动性期间，通常情况下，市场对于看股做债的交易思路是有一致性预期的，因为居民存款搬家会导致央行货币政策相对偏紧。这背后逻辑在于，居民存款搬家本身反映了微观主体存在脱实向虚的可能，此时如果央行加大货币宽松，那么非银机构有可能面临来自居民和央行流动性的双重推动，由此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或进一步助推居民存款向非银机构搬家，非银机构流动性过度淤积，积累系统性风险。因此，2015年以来，每当居民存款加速流向非银机构期间，以央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向非银机构投放的流动性均有所回落，非银机构体感的货币政策维持紧平衡态势。

1． 实际利率。该指标是联邦基金有效利率和PCE价格指数的差值，是衡量利率政策宽松程度的重要基准。疫情发生后，随着美联储降息到0及PCEPI上升，实际利率进入负值区间并持续扩大，至2022年3月达到周期谷底（-6.69%）。